《水资源规划》最终由国务院批复，意味着中国未来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资源保护的模式基本确定。规划的核心思想，亦体现了新《水法》的一系列主导思想的变化。“以往所做的《长江流域综合规划》，核心是规划出来一个三峡工程，以工程为主。
现在变成了以资源管理为主，重视生态。”李原园说。这一说法从《水资源规划》一系列复杂数字的确定得到体现：到2030年时，首先要留出8600亿立方米基本生态用水量，以及汛期各地需要下泄的洪水量，即水资源总量数中，生态水量占一大半。
最终测算出来可供人类使用、且不用再回到自然界中去的耗水量是4600亿立方米，用水量7000亿立方米(包含重复利用部分)。而截至2010年底，中国的实际耗水量为4100亿立方米，用水量则为6023亿立方米。不管是耗水量还是用水量，都是通过每一条河、每一个断面最多可以拿出多少水这种方式计算得出。
届时，北方缺水地区的效率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，南方丰水地区则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。各地的用水总量得出以后，亦相应算出了各地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、效率和纳污总量。用水“紧平衡”《水资源规划》所提出的用水总量、用水效率、水质达标率三个控制目标，均是挑战。
其中，最受关注的是总量控制目标。“没有一家人会说自己家的钱够用。
”甘肃省靖远县水务局副局长吴宏龙告诉《财经》记者。在规划中最重要的数字是总量和纳污总量。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沈大军认为，“总量卡住了，为了达标，用水效率肯定要上去才行。
”《水资源规划》将2030年用水量定为7000亿立方米，截至2010年底的用水量为6023亿立方米，尚有近1000亿立方米。从行业角度看，《水资源规划》具体分解行业用水总量指标时，优先考虑城市生活用水的增加量。目前中国城镇生活用水总量为600亿立方米，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计算，给出了400亿立方米的增长空间。“按照我们的测算，对于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改善来说，这个增长幅度虽然不是很高，但够保持紧平衡。
”李原园说。为了实现目标，工业用水的效率被卡得异常严格。
《水资源规划》数据显示：到2030年时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降低到70立方米、40立方米。在2010年时，以不变价格计算，中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已下降到90立方米。主要原因是工业节水改造步伐亦开始加速。以炼钢领域为例：上世纪80年代时，中国生产1吨钢的用水量约为16立方米，如今已降到3立方米左右。
“但接下来的工业节水骨头会更加难啃，且还有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%和农业为保证粮食安全这两个领域里的新增用水，实现用水总量非常紧张。当然，不紧张的话，还叫什么目标。
”水利部水资源司前司长高尔坤说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亦向《财经》记者表示，近年来，农业用水的总量虽然没有出现增加，但为了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，在农业用水量难以大幅度增加的前提之下，未来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的压力仍然不小。从地域角度来说，北方许多河流的开发利用程度早已超过合理限度，如海河的开发利用率已超过100%，实际上已经变成一条“死河”。即使这些地区仍有可开发利用的增量指标，也已经面临“无水可用”的局面。
而且，北方地区还须把原本挤占的环境用水量和超采的地下水总量退下来。据姜文来透露，因为超采地下水，北京地区出现的地下漏斗面积已达1600平方公里。
除了提高用水效率，北方地区污水处理回用的比例亦需相应增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污水处理后产生的中水，亦被包含在7000亿立方米的用水总量指标中。
在《财经》记者采访的多位相关人士中，一类较受欢迎的观点是，中水回用的部分不应该被纳入各地的用水总量指标中，应鼓励各地积极开展中水回用，以此弥补用水量不足缺口。但李原园表示，如果过分强调中水利用，亦会对河道的生态产生不利影响。以中水回用率较高的北京市为例，根据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》的数据，截至2011年，北京市平均降水量为552毫米，共形成水资源总量25亿立方米，同期北京总用水量为36亿立方米。其中就包含了中水回用部分。
“中水回用亦应有限度，原先利用两次后就将中水退还河道中，河北、天津这些下游地区的河道里面还能有10亿立方米的水。假如北京市把重复利用率做到极致，一滴水都不排放到河道中，那下游的日子真没法过了。
”李原园说。因此，不占用水总量指标还能保障用水的办法，只有开辟新增非传统水源，例如海水淡化利用、海水直接利用、苦咸水利用等。
但因成本过高及地域局限性，上述办法均难以推广。“未来中国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会更加尖锐。”姜文来说。
红线亮相各项目标都非常紧张，如何约束地方政府，实现控制目标，是对水利部等相关执行部门的最大考验。中国的资源环境管理体系实行分级分部门的行政管理模式，其焦点主要体现在对权力的划分上，例如对江河湖泊流域等地盘的划分，以及什么样的河流中央设置管委会管理，什么样的河流由省一级水利厅管理。
这种模式并没有解决上级政府如何考核下级政府的问题。“这样就变成了水资源的管理体制看起来有法可依，实际上完全不可操作的状态，变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只有权力的划分，没有事权的考核关系。”李原园说。
如何完善政府的层级考核机制，具体到《水资源规划》，则变成如何将各项指标具体落实到各个行政单元，如何找到责任主体。“将《水资源规划》中的三项目标专门提出来变成‘三条红线’，主要是强调这种责任机制，让目标变得可考核。
”李原园称。但是，如何将主要目标变成可操作、可执行的“三条红线”，这一过程走得并不容易。早在2008年下半年，水利部组织相关研究机构撰写《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》讨论稿，其中已提出要实行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相关框架，至今年初国务院“三号文件”出台，已历时四年。
这一讨论稿先后起草修改近60次，据参与撰写的沈大军回忆，“到定稿时已面目全非，初稿的内容没留下多少。”据了解，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主要考虑三点：一、是否提出清晰的原则和目标；二、耕地红线只有18亿亩一条，水资源管理制度提出“三条红线”是否合适。最后一点争议最大，即在“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”前是否加“最”字。
“实际上加不加对于具体工作来说没有影响，但 ‘最’字一加意味着到头了，能够看出决心。”沈大军说，“如果不加‘最’，工作可能做到20%；加上，地方认为板子会打得狠，或许能做到70%。
”学界有批评意见认为，所谓“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”，除了具体的数字之外，实际并没有太多创新，其内容都可以从新《水法》中找到。在中国这种特殊的行政体制之下，等于又是一级政府压一级政府。沈大军则认为，这一制度等于将原先零散的制度框架组装到了一起，完整地呈现了出来，“在当下的行政体制框架之中，应该算比较先进。
”无论如何，“考核树立起一种理念、一把剑，是不是杀人再说，有总比没有强。”李原园说。“抢水就是抢发展”《水资源规划》和水资源管理“三条红线”，均涉及如何将总量、效率、纳污分配到地方的指标体系。
实际上， 2030年用水量总目标7000亿立方米，本身已经从各地报数9000多亿立方米硬生生砍下2000亿立方米。在具体制定分水指标时，《水资源规划》课题组需要考虑的是各地的现状用水效率和提高潜力、代价，以及未来的合理发展需求。.blkComment p a:link{text-decoration:none}.blkComment p a:hover{text-decoration:underline}欢迎发表评论 分享到: .blkContainerSblkCon p.page,.page{ font-family: "宋体", sans-serif; text-align:center;font-size:12px;line-height:21px; color:#999; margin-top:35px;}.page span,.page a{padding:4px 8px; background:#fff;margin:0 -2px}.page a,.page a:visited{border:1px #9aafe5 solid; color:#3568b9; text-decoration:none;}.page span{border:1px #ddd solid;color:#999;}.page span.cur{background:#296cb3; font-weight:bold; color:#fff; border-color:#296cb3}.page a:hover,.page a:active{ border:1px #2e6ab1 solid;color:#363636; text-decoration:none}上一页123下一页 微博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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